蜀身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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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

虽然早在秦统一前，蜀守李冰父子就开始了对西南夷道的开发，但真正大规模的两次开发是在西汉王朝汉武帝执政期间。《史记，平淮书》载：“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然而，开凿西南夷道的工程实在太过巨大，征发开道的士卒均为巴蜀人，旷日持久的工程劳民伤财，加上当时汉武帝的当务之急是平定北方匈奴，于是，“秋，罢西南夷。”
四年之后，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归来再次激发了汉武帝开凿西南夷道的决心。因为第一次开凿的目的不过是出于封建帝王“一点四方”的心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图，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这一次，张骞带回的西域奇珍让汉武帝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具有世界眼光的汉武帝要开辟一条直通身毒、大夏的“国际通道”。他挥斥方逎，用军队作为先驱，强行开道，以通大夏，他用武力将西南夷道通到滇西洱海地区，“通博南山，度澜沧水”直至“蜀身毒道”国内最后一段——“永昌道”开通。公元69年，汉王朝开拓和经营西南的最边远的郡——永昌郡设立。自此，西夷道、南夷道、永昌道连成一线，古道全线贯通。

特色

公元前122年，博望候张骞从西域归来，向汉武帝禀报了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奇特发现，“居大夏时见蜀布、卭竹杖，问所从来，曰东南身毒（今印度）国。”历代帝王的官方记载上从未有过通商记录的西域国土上，张骞居然发现了大量独产于四川的蜀布和卭杖。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西南人就在崇山峻岭中开辟了一条通向南亚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民间“走私通道”。这条中国最古老的道路使云南成为古老中国最早的“改革开放”前沿。印度洋的海风从此吹入红色高原，驮着蜀布、丝绸和漆器的马队从蜀地出发越过高黎贡山后，抵达腾越（今腾冲）与印度商人交换商品。或继续前行，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到印度阿萨姆邦，然后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再抵达印度平原。“窃出商贾，无所不通”。印度和中亚的玻璃、宝石、海贝以及宗教与哲学也随着返回的马帮进入始终被中原认为是蛮荒之地的西南夷地区。此时的中原正陷在与匈奴的连年战争之中，加之航海业不发达，著名的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尚未开通，这条从西南通往印度的古道便成了当时中国与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可是当时的统治者对于这条民间的秘密通道全然不知，直到张骞递上奏章那一刻，“蜀身毒道”才第一次出现在帝王的视野里。
 西南丝绸之路，在汉代被称为“蜀身毒道”即古蜀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其东起古蜀都，西至印度，是郡县相连、驿路相接的西南丝绸之路，据史学家考证“蜀身毒道”分为南、西两道，南道分为岷江道、五尺道，岷江道自成都沿岷江南下至宜宾，是李冰烧崖劈山所筑；五尺道是秦将常颊所修筑，由宜宾至下关（大理），因所经地域山峦险隘，驿道不同于秦朝常制，仅宽五尺，故称为五尺道。南道由成都一宜宾一昭通一曲靖一昆明一楚雄一大理一保山(永昌)一腾冲一古永一缅甸（掸国）一印度（身毒）。西道又称牦牛道，是司马相如沿古牦牛羌部南下故道修筑而成，即由成都一邛崃一芦山一泸沽一西昌一盐源一大姚一祥云一大理与南路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