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建筑艺术馆--徽商大宅院旅游攻略

在歙县县城内，有座与古城、古街、古建筑交相辉映的既崭新又古老的大宅院--徽商大宅院(大宅院的原主人姓徐)。说它崭新，是因为2001年当地政府为保护文物古迹、发展旅游事业，才会同有关方面专家对计划恢复重建的徽商大宅院进行总体规划、图纸设计、整理、修复建筑构件的准备。2004年，徽商大宅院项目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经过两年努力，2006年11月，这座集徽派建筑精粹之大成的“徽商大宅院”才闪亮登场，正式对游人开放。说它古老，那也名副其实，园内的许多古建筑和构件已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以及逾千年的银杏树和数百年的红豆树、罗汉松等，都见证了数百年来徽商发展、辉煌、衰退、败落的历史。

古徽州大地到处都能看到徽派建筑，这得益于徽商的发展。徽商们往往是官商一体，一旦经商发迹，衣锦还乡，便大兴土木，建楼院、祠堂，修路桥、会馆，光宗耀祖，壮大势力，尤其热衷于兴学堂，办试馆，培养人才，巩固宗法统治。

明清时期，徽州名臣学者辈出，科举中进士者多达数千人，而仅仅歙县一地，明清就有43人列入诗林、文苑，出现过“连科三殿，十里四翰林”、父子同为“尚书”、兄弟同为“丞相”的传奇逸事，从而造就了诗书礼仪之风，培育竞相怒放的徽学之花，给后人留下异彩纷呈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景观。

徽商大宅院位于歙县县城，是徽州古城最大的宅院，当地人称“西园”，这一称谓源于古城历史和文化沉淀。歙县县城地处徽城镇，练江穿镇而过，建筑地点就在清初状元徐元文、榜眼徐乾学与徐秉义的祖宅废墟之上。据说建设大宅院时，从遗址中挖出一块“西园”的古碑门额，又因大宅院位于练江之西，与练江之东已建成多年的徽园(徽州古城)隔河相望，故本地人一般都称徽商大宅院为“西园”。

徽商大宅院遵循“修旧如旧”的复原原则，将散落在全县范围内濒临坍塌的26座明末、清代及民国时期具有徽派特色的建筑进行拆迁、修缮、仿造、整合而成。大宅院内的古徽州“三雕”（石雕、木雕、砖雕）多达14000多处，其中有不少是近20年来从民间征集、收购来的散件。

大宅院占地10000多m²，建筑面积9000m²，整座古建筑群集牌坊、戏台、亭阁、花园、水榭、家祠、鱼池、古井、石雕、砖雕、木雕等于一体，有宅第26座、房屋数百间、天井36个、柱子1580根，为组合式的宅第群体，是徽派建筑艺术风格的荟萃地，徽派建筑艺术的博物馆。

徽商大宅院气势宏伟，马头墙层层昂起，飞檐翘首，亭阁桥榭，牌坊宅第浑然一体，“三雕”精品比比皆是。据说像徽商大宅院这种规模的古代宅院在中国还是第一座，其规模超过山西的乔家大院，且大部分是古代的原件复原而成，故有“北有乔家大院，南有徽商大宅院”之说。

歙县是古徽州州府所在地。歙县有关部门计划在这座徽商大宅院内修建多座反映徽文化的博物馆，如徽派建筑历史博物馆、徽州雕刻精品馆、徽州民俗馆、徽州历代名人馆等。

未进大宅院，一座气势恢弘的建筑群拔地而起，马头墙层层昂起，宅院门两侧，立有一对蟠狮伺守，门楣上镶嵌着精美的雕刻艺术，看着这些精雕细刻，当年徽商大家族的繁荣与奢华之气油然而生。

徽商大宅院正门是一座飞砖碑楼式的门楼，门楼正脊站立着四只脊兽，两端鳌鱼挺立。门楼飞檐翘角，中枢高耸，东西夹峙。上额枋镶嵌四块元宝人物花砖，并间隔出一大两小花砖三块，雕有“梅、兰、竹、菊”四君子，秀丽逼真。雪白的匾墙中间镶以汉白玉的“徽商大宅院”匾额，两边衬以红黑双色的墙头山水画。东西边楼呈现八字形，楼墙上嵌镶两幅巨大的龙凤祥云石雕图，宽阔的门楼，精致的砖雕，巍峨壮观。

步入大宅院，宽敞的院落里两座仿古石牌坊对称峙立，给人一种藏龙卧虎的气势。左侧牌坊上书“程朱阙里、东南邹鲁”，是徽州文化的标志；右侧牌坊上书“双寿承恩”，是徽州人杰地灵的象征(两处石牌坊为新建，与大宅院的风格不协调)。两座石牌坊对称峙立，牌坊上雕刻有巨龙飞腾、麒麟曜日、双狮戏珠、飞马行空、神鹿奔驰、仙鹤展翅、凤穿牡丹、鲤鱼腾跃、鸳鸯戏水等图案。

两坊过后，便有相联的池水，池水上有三座单孔石桥，玲珑巧小，石桥两侧花木葱郁，景色宜人。

大宅院的精华体现在那一幅幅繁丽多姿的雕刻细节之上，有代表吉祥的三羊开泰，有象征富贵的牡丹，有寓意富贵的麒麟，有象征平安的孔雀，有喻为夫妻和睦的鸳鸯等，雕刻无处不在，尽展徽派建筑的艺术风格。

大宅院正堂门前有两尊石雕赑屃，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赑屃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一种瑞兽，好像麒麟，用它镇宅有安居祥和之意，加之它身驮的宝物形状如同铜钱，寓意招财进宝，与中国传统的“家和万事兴”的理念不谋而合。大宅院里这两尊赑屃的头顶和身驮的宝物都被抚摸的黝黑发亮，或许人们在希望摸得好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先人的气息。

大宅院中的家族宗祠，檐角展翅，梁粗柱硕，雕梁琢栋，给人以肃穆端严之感。宗祠里有广阔的天井，左右两庑，大厅居中。大厅正壁是中堂，展挂一幅巨画和两副对联：“香山宴集推公健，彭泽归来笑我闲”、“学道爱人弦歌百里，赋诗见志教诲千秋”。一楷一隶，飘逸出一种洒脱人间的悠雅韵味。

最值得瞻仰的是中堂之上悬挂的“金殿传胪”匾，它是从考取二甲第一名进士的曹文埴曹家老宅子淘来的，述说的是徽商家庭出身的曹文埴、曹振镛父子同为尚书的故事。匾上大字正楷端庄，是歙县雄村人曹文埴喜中二甲第一名的见证。

大宅院的私塾面积不大，但桌椅齐备，光线充足。将这个私塾移建在这里，是要告诉参观者，任何一个古徽州村落都有许多私塾。从一个家族就拥有私塾的观念里，足以说明徽商重教育、崇礼仪的风尚。

大宅院客厅里那半张桌子，别有一番喻意。据说是因为以前徽州男人常年在外经商，只留女人在家。女人只使用半张桌子，待客来访，看到半张桌子时，就知道这家男人不在，就不会逗留。等男主人回家来，再拼在一起使用，寓之团圆。

大宅院的小姐闺房里，布局精巧细腻且非常周密。绣床前摆放的那双三寸金莲鞋格外显眼，与建筑相互印证，追今述古，使人深深感受到封建思想中大家闺秀的生活环境。

大宅院里的大戏台，装修古典雅致，让人耳目一新。通过戏台，似乎让人多少看出了一些徽州商人的文化精神生活的影子。

行走大宅院，如同走进迷宫，天井挨天井，房柱牵房柱，一门连一门，一屋接一屋；还有那一幅幅繁丽多姿的古典装饰，加上宅院内植有百年古树，使得建筑极为协调，将徽商人家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宅院的雕刻可以反映出徽文化思想，徽文化虽然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但内容广博深邃，包容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再现了徽州历史的神奇与建筑内涵。

古朴是徽商大宅院的第一印象。说它古，是因为在13000多m²的大宅院里，集中了26个明、清、民国的徽派建筑，厅堂书院、戏台家祠、亭台桥榭汇聚一堂，108个门，36个天井曲径通连；说它朴，是因为整个宅院既不像帝王宫殿一般金碧辉煌，摄人心魄，也不似江南水乡私家花园那样小家碧玉，惹人爱怜。整个西园的建筑以上好楠木为主料，不描漆画，不施粉黛，以本色示人，凭雕刻取胜，在凝重间流露亲切，在内敛中彰显奢华。

徽商大宅院门前引来龙川水，背倚天都作屏障，是一块坐北朝南的风水宝地。大宅院结构为进院落式，多为三进，大家族则进数更多。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室。程朱理学中强调以家族为本位的人伦思想和人伦规范跃然眼前，长幼尊卑排列有序，忠孝节义渗透其间。

在传统的徽州宗祠门楼--五凤楼前，两座三间五楼的石坊分列左右，左侧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坊，右侧为“双寿成恩”坊，成为徽州文化光华和地灵人瑞的标志和象征。

家族宗祠是宅院中最大的建筑，肥梁瘦柱，明堂敞亮，各种装饰雕刻极尽精美，显示出绝对的威严和尊贵。在中国明代以来形成的商帮众，惟有徽商最终是读书和教育，厅堂之上，“欲后有良图惟俭与勤，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的楹联，一语道破徽商家族安身立命之本。

园内建筑各成院落都设有“天井”，三间屋的“天井”设在厅前，四合屋的“天井”设在厅中，这是徽派民居的一大特色。“天井”一方面可以使屋内光线充足，空气流通，另一方面是徽商要借此讨个好口彩。天井使屋前脊的雨水不致流向屋外，而顺势纳入天井之中，名曰“四水归堂”，图个财不外流的吉利。

在中国古建筑中，没有一种构思是为了纯粹的装饰，它背后必定有着实用价值。徽派建筑多为木结构，防火是重中之重，天井收纳的雨水在园内构成一个水循环系统，以保证不时之需。流觞曲水滋润着园内的古树、花蹊，再配以水池、假山和亭阁桥榭便营造出一方灵动幽静的小天地。或登楼眺望，或穿行于回廊，自然景致总伴在左右。

大宅院徽派民居的大厅陈设，就是所有徽派民居大厅陈设的实况。厅堂正中照壁上垂挂的是大型画轴，又称中堂，内容一般为山水、花鸟或象征吉祥如意的福、禄、寿。但每逢传统祭祀之日，主人便将画轴收起，改成垂挂祖宗遗案，祭祀结束，再换上画轴。画轴两边，往往垂挂红底金字或蓝底金字、大都是出自名家书法的木质漆联。画轴之下，设有条案。条案用质地坚固的珍贵材料加工而成，大多非常沉重。条案前摆有八仙桌，八仙椅。条案上，通常在正中位置摆有自鸣钟。钟的两侧为瓷器帽筒。帽筒左边摆有古瓷瓶，右边摆着精致的木雕底座镜子。古时称左为东，右为西，所以这种左瓶右镜的陈设，又叫“东瓶西镜”，加之自鸣钟，寓意“终生平静”。

(1)石雕艺术熠熠生辉

大宅院内有许多石狮，神态各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对仰天长啸、雄健威风的石狮蹲立在大门两侧，院内神态各异的大小石狮子多达218只。前庭广场有座高达6米有余的龟趺碑，前庭院落的两座门屋后有茶源石板甬道。院内的一座四角仿古石坊，可与许国石坊相媲美。

大宅院中，精致石雕不胜枚举，石凳、石鼓、抱鼓石、坐马石、身背扁鼓**、扁鼓上雕龙凤呈祥和鲤鱼跳龙门以及飞马腾云的黑色麒麟，雕刻各式图案花纹的石础随处可见。两只用整块青石雕琢而成的下为莲花座、周边有鸳鸯戏水和喜鹊登梅的圆形大鱼缸，官厅天井里用大理石雕刻的二龙戏珠和汉白玉雕有双狮滚绣球的两只方形大鱼缸，十分罕见。

大宅院里有许多书画雕刻。蒙童馆的青石门沿头上雕刻有“门前深雪”，回廊墙上有“读书”、“三省”、“诒孙子”、“云巢”、“宝仁亲善”和名家行书书法雕刻。前后院的围墙上镶嵌有许多精品石雕，其中的“文王访贤”人物惟妙惟肖：开道的、骑马的、推车的、护卫的、文武官员，浩浩荡荡；姜子牙独坐磻溪，平心静气仍在垂钓。

大宅院里用黟县青大理石雕成的“八骏图”，冀望家族兴旺，代代英才辈出。十八罗汉出行图，潇洒飘逸，形态各异，丰腴而秀丽，立体感十分强烈。嬉戏儿童、渔樵耕读、商人外出、书生赶考、文官坐堂、武官卫城、老人弈棋，应有尽有。细观起来，趣味无穷，集中展示了精工雕琢，玲珑剔透，栩栩如生的石雕技艺水准。

(2)砖雕艺术精美绝伦

大宅院的每座楼宇都镶嵌着精美的砖雕，进入大宅院，仿佛来到一座精美的砖雕艺术陈列馆。大宅院内现有门楼26座，多数为砖雕门楼，它们都是精致秀美的艺术珍品。

除了别致的大宅院正门楼，绿梅疏影馆、杨柳快晴阁、魏紫馆、芙蓉小殿、双桂轩等门楼的砖雕各有特色。尤其是双桂轩的十三龛式门楼，各个门洞里的两扇门都有花纹，并能随风摆动。“三顾茅庐”、“七擒孟获”、“孔明兵出祁山”，小额枋上的雕刻，更是栩栩如生地反映了蜀国当时和平安定的生活景象。这座青砖门楼的整体布局整饬大气，刀法圆熟，装饰精美，具有大富大贵人家的气象，可谓是存世绝品，因此，双桂轩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楼”。

据说徽商在建造楼宇时，在门楼和各处砖雕的花费竟高达总造价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砖雕门楼所处的地位。

(3)木雕艺术美不胜收

大宅院的每一幢房子，都有一些木雕精品，内容覆盖了人物山水、历史传奇、鱼虫花木、飞禽走兽、湖光山色、龙凤祥云等。大宅院精美华丽的木雕，造型别致，琳琅满目，集木雕之大成，展示了木雕艺术的最高水平，不自觉地将游人带入欣赏徽州木雕的灵感世界。

大宅院内的木雕构件形式不一，题材多样，雕法各异，不同的部位配以不同内容的雕刻，显得格外情趣盎然：栩栩如生的凤凰，振翅欲飞；舒展自如的菊花卷草，加上飘飘然的“八仙”；以及“喜鹊登梅”、“三英战吕布”、“单骑救主”、“凤戏牡丹”等故事图案，其人物表情、故事情节、环境氛围都表达得精巧细腻，生动活泼。

官厅后庭前方的双桂轩，五彩斑斓的挂落、格子门、格子窗，使得这个大富大贵的厅堂更加雍容华美。大宅院中有一座木牌坊，以石为基础，两边以砖墙相围，三间三楼，四根木柱之上架设外伸两米多宽的重檐木枋，如五彩的山鸡起飞，表现出高超的建筑艺术。

徽派建筑的最大特点就是：白墙黛瓦马头墙，石雕、砖雕、木雕门楼小窗户，四水归明堂，大厅前堂模式化，板壁挂书画，几案钟、瓶、镜，楼上美人靠，采光靠天井，楼上楼下设厢房。我们常说“黄山归来不看岳”，我倒觉得，大宅院出来无须再看其他徽派民居。大宅院就是一个徽派建筑文化博物馆，徽派民居的所有一切，这里应有尽有。同时还包容了古徽州村落的特色精品建筑，如宗祠、戏台、花园、水榭、廊桥等等。

虽然我走过一些古徽州的古村落，但行走在大宅院里，依然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大宅院内似迷宫一般，天井挨天井，房柱牵房柱，一门联一门，一屋接一屋，加之古朴典雅的装饰，宅院内优雅的环境，使得建筑极为协调，将徽商人家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小小大宅院，徽州大舞台；区区数亩地，涵盖徽商史”。

当我走出徽商大宅院，回首仰望“徽商大宅院”匾额时，蓦然升起一缕对徽商兴衰的悲凉。遥想当年，大宅院里的26座宅第里住着的巨贾富商，是何等的显贵和荣耀，他们是中国历史上十大商帮之首的徽商中的一部分。自明朝中叶至清末民初的数百年间，徽商一直是活跃于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它们的活动曾经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如今却已黯然谢幕。

徽商大宅院虽然承载着徽商鼎盛时期的家园风貌和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彰显出历代徽州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但徽商未能将丰厚的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形成新的生产力，最终使徽商的辉煌历史，包括大宅院里这些彰显其业绩的宅第一同成为过眼烟云。如今大宅院里的26座宅第早已人去楼空，除了每天让游人参观，追寻一下往事外，便是冷冷清清地待在这里，被作为文物保护，未免令人遗憾。然而，当你解读了《中国十大商帮》的兴衰史时，就会觉得很坦然。社会总要前进，先进总要代替落后。徽商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徽商自身的固步自封，使之必然会走向没落，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历史上曾有十大商帮（山西、徽州、陕西、山东、福建、洞庭、广东[珠三角和潮汕]、江右、龙游、宁波），先后一统中国商界。在明代，“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到清代中前期，徽商已赫然成为十大商帮之首，足迹遍天下，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是指由古徽六邑之人组成的从南宋时开始兴起、至明清鼎盛、清末后衰退的具有典型封建性和乡谊性的经营商业之帮。

徽商的兴起有其特殊背景和条件。

首先是客观环境的压力。徽州介于万山丛中，“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寒，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轭”。山多地少，加之自魏晋以来中原战乱不迭，大量人口涌入徽州，出现了“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状况，导致“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的局面。为了谋求生活，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或顺新安江而下，去毗邻的经济相对发达的苏杭一带经商。至今黄山还流传一句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久而久之，经商成为古徽州人的传统习俗。明朝王世贞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就是说每十个徽州人中，就有七个在外经商。

二是徽州本土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徽州的自然环境结构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自然资源也就十分丰富，盛产茶叶、木材、中草药，土特产。另外，与山区经济相关联的徽州手工业品极为丰富，如陶瓷、徽墨、歙砚、漆器等。只有把这些东西输送出去，方可换回生活所需的粮、油、盐等必需品，才能达到互补以满足生活的需要。

财神

三是南宋王朝迁都江南的契机。徽州紧靠南宋王朝都城临安，徽商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做生意，以致早在南宋初年，徽州就有“十万大公”、“祝半州”等大商巨贾出现。

四是徽州拥有以新安江为主的纵横水系，极大地便利了徽商对商品的运输。

徽商经营物类很广，“其货无所不居”，而以盐、茶、木、典当四者为大宗。

首先是盐商，“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者最豪”。徽人业盐开始于宋元，盛于明中叶，特别是“开中折色法”实行后，徽人大肆进入两淮业盐。“两淮八总商，邑（歙县）人恒占其四”；“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如歙人江春业盐扬州，曾任两淮盐业总商达40余年，富可敌国，乾隆每次南巡，他都铺张接驾，“以布衣上交天子”。另一徽商黄氏夫妇为讨好南巡扬州的乾隆皇帝，雇工数千，一夜造成“三贤祠”，乾隆爷见后叹曰：“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再是茶商，徽人在全国许多城市开设茶号，如乾隆时仅北京就有徽人开的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

其三是木商，徽州盛产木材，木商不仅有行商，还开有木行及木公所，如创建于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的杭州“徽州木业公所”，参加者有徽州六邑木商五六百人。

最后是典当业，“徽商开当，遍于江北”。徽州典当，主张薄利多贷，便民济贫，故深得人们欢迎，竞争力很强。

徽商之所以能在众商帮中称雄，重要的还在于高明的经营艺术。

贾儒结合是徽商的重要特点，由此决定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为求商德，徽商以诚待人，“忠诚立质”，广得人缘。徽商以信接物，市不二价，童叟无欺。为求商德，徽商注意商品质量，“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清婺源商朱文炽贸茶珠江，每当出售新茶过期后，再贸总要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

善于把握市场行情，也是徽商经营致富的一个重经秘诀。明中叶，歙商江才认为：“丈夫当观时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徽商为保证自己经商不败，除有商德外，还必须工心计，多谋略。

徽商还特别注意对外广交谊，结人缘，对内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以建立良好的外部与内部环境。徽商贾而好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逐名高是为了大名声，而大名声就是增加无形资产。可以说，徽商为逐名高，往往是不惜血本的。

徽商从南宋后期开始崛起，至明清达到鼎盛，驰骋中国商界长达三四百年，影响深远。“钻天洞庭遍地徽”说的就是徽商在空间上的影响，即徽商无孔不入，足迹遍天下。

徽商足迹遍天下，首先是遍及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省府州县的都会城市。以北京为例，明隆庆年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除都会城市外，徽商还遍及“山陬海埂，孤村僻壤”，远及僻远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另外，徽商不仅在大陆做生意，还贸易海上，足迹涉海外。著名的有“徽王”王直、徐海等。由于当时明王朝的政策是海禁，王直的贸易实属走私，因此屡遭打击。王直于是结集自己的海上武装，与官府作对，竟借居日本的海岛自立为主，自称“徽王”，啸聚海上，一手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嘉靖海乱”。谚语“无徽不成镇”精炼地反映了徽商对市镇发展的深刻影响。

徽商在南宋崛起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明时已成为商界一支劲旅，清时则跃居为十大商帮之首，其中有两大特点有别于其它商派。

徽商第一大特点是以宗族乡里为纽带。“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徽州商人的宗族和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徽州商帮就是以同族或同乡为纽带组织发展起来的。明清时期，徽商在北京、南京、扬州、武汉等许多城市，都集资修建了专供徽州籍商人活动的公共场所--会馆。在有些城市还专门为徽商子弟修建徽州学馆，以维系第二代徽商的宗族乡土情结。会馆作为联络同乡感情、交流商业信息、维护徽商利益的机构，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徽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贾而好儒”，贾仕结合，官贾儒三位一体。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界竞争日趋激烈，这就要求经商者对市场、自然、社会诸因素作出精正确分析与判断，同时要求经商者具备一定的管理和组织才能。具备这两点，必然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由于徽商“贾而好儒”，许多经商者都受过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较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活动中注重职业道德和商业信誉，善于运用高明的经营艺术。

在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学、商”，“商”居四民之末。徽商为了生存和竞争考虑，贾仕结合，通过攀迎官宦以改善环境。徽商结交官宦以至天子，大盐商江春直接上接天子。有的以贾进仕，绩溪人胡雪岩就是众所周知的著名“红顶商人”。徽商还充分利用乡里宗族中的在仕之人，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就出身于徽商世家，其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徽商在京的政治代言人。贾仕结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地位，从而获得极大的无形资产，获得较好的政策环境和政治保护，并可享受封建特权，有利于垄断。

山西商帮与徽州商帮在明代本是势均力敌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重要一条便是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而徽商却好儒学。据有关材料记载，山西商人重利甚重名，叫俊秀子弟从贾，而命中材以下者读书应试，结果从贾者无文化知识，商业经营大受影响，读书者才智平庸，难中科举。如此以来，无法敌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

徽商“贾而好儒”的主要表现就是十分重视智力投资，重视教育。“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以及“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从这些对联谚语中不难看出徽商对教育的重视。清康熙年间统计显示，徽州六县共有社学462所。据《休宁县志》记载：“明代徽州56万人口，书院多达54所。”故徽州素有“茅屋书声朗”之称。由于徽商重视智力投资，大力捐资兴教，因此，徽州“人才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

徽商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靠的是人，是一种精神，有人以“徽骆驼”来比喻。它至少反映四个层面的内容：不甘穷苦，矢志千里，勇于开拓的精神；不怕挫折，执著追求，锐意进取的精神；不辞劳苦，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作内耗，整体一致，团结协作的精神。

然而“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活跃于大江南北前后六百余年的一代徽商，终于在清末民初走向衰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1)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几年之间，不仅使过去亏欠商人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但盐政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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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优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弈许采用，反遭严加斥责，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很大。

(3)清康乾时，对典当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

(4)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机器产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成为徽商的劲敌。

(5)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败下阵来。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绵延，开始是团练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摧残。

另外，徽商大造豪宅园林、建祠堂、修祖坟、续族谱、购置族产和族田等奢侈性消费，占用许多经商累积的资经，以至减少甚至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也是徽商逐步衰落的重大原因。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未能适应社会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不可避免的决定了其衰退的命运。